中华农耕文化是原生性文化，产生于世界东方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里，具有深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中华农耕文化孕育于中国传统农业之中，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中华农耕文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不多，已有的成果更多的是讨论中国传统哲学是如何影响农耕文化的，如赵九洲[[2]]等探讨了《周易》对古代农耕思想的影响、钟小明[[3]]探讨了儒家思想对农耕文化的影响、樊志民[[4]]探讨了道家学说与农耕文化的互相作用与关系等。已有成果只阐述了“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认识”来源于“实践”，农业生产生活实践如何催生并影响中国传统哲学，却鲜有学者研究。本文力求从这个新的视角，基于中华农耕文化的原生性、传承性、包容性、普世性等特点，探究在中华农耕文化影响的基础上而产生、提炼、升华出来的中国传统哲学。

一、农业是中国传统哲学产生的实践基础

中国传统哲学是在中国传统农业实践智慧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天人关系”问题既是中国古代农业思想理念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天人关系”理论起源于农业生产实践，在不断总结提升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概括，因而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念和人伦价值理论。“天人关系”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无论是西周时期的《易经》，还是后世兴起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等主流的哲学流派，包括五行学说，等等，都从不同侧面论证、阐述过“天人关系”问题，延续于后世历朝历代，传承和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农耕为背景，启蒙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发轫于西周时期《易经》“天地人”学说，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各哲学流派。中国传统哲学生长在中国这块沃土上，由于特殊的地理人文条件的塑造，有着自己特有的价值观、辩证法和方法论，探讨“天、地、人”关系，致力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演进发展的规律，同时，对探讨哲学问题和人伦关系给予足够的重视，用东方人独特的思维逻辑和独到的视角，来认识世界、发现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进而不断发展提升。

关于“天”与“人”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天”。对于“天”，老子《道德经》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说，“天”就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之道。中国传统哲学普遍认为，“人”同样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产物。天、地、人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不能割裂的共同体。天与人相联，人与天相通，“天人合一”。人中有天，天中有人。

中国传统哲学非常关注“天人合一”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古代经济是典型的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的特征是，在一个相对固化的空间里，以血脉为纽带、以宗法为约束，形成一个社会组织结构稳固的生产生活空间。人们的思维趋同、认识趋同、行为举止趋同。同时，中国古代社会以种植业为主，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决定性部门，人们要搞好农业生产，最重要的而且首要的任务，就是认识掌握自然界四季寒暑、农时节令的变化，认识自然，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因此，在农业生产、天文历法，甚至在中医药、数理算术等方面形成了充分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所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农学、医学和数学非常发达。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很早就关注“天”的问题，力求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从鸿蒙时代的“三皇”到“五帝”，从“三代”到春秋战国以及后世，中国先民一刻也没有离开对“天”探究。神农尝百草、识五谷、发明中医，伏羲制“八卦”、驯养牲畜，黄帝观天文制历法，颛顼、帝喾、尧、舜观天象、制历法、掌农时。后世在对“天”的探究中继续不懈的努力，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有观日测天的设施和设备（圭表），甲骨文记载了天象，《吕氏春秋·审时》有“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养之者天也”的记载，进一步强化了人对“天”“地”的认识，等等。中国人发明的认识世界的时间制度——二十四节气，既与天文历法关系密切，又在农业生产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水灾、旱灾、冰雹灾害、地震等经常发生，人们养成了敬天、畏天的思维，力求探索“天”的规律，天与人的关系，来有意规避、应对自然灾害。《孟子·尽心上》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如后世出现的“天人感应”说、“天人之际”说、“天人相交”说、“天人同体”说、“天人一心”说，等等，都绕不开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

总之，“天人关系”所蕴含的思想智慧是建立在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基础上的，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农耕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农业生产是中国传统哲学产生的实践基础。

二、中华农耕文化对早期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分述

中华农耕文化的思想与理念、制度与文化、经验与技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早期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传统农耕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众多的对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认识的哲学流派，尤以儒、道、墨等最具代表性。虽然不同流派认识世界的观点、方法有所不同，但各个学派均以天人关系作为基本哲学命题，主张构建人、自然、社会系统，追求和谐、平和、协调的人与天、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易经》的整体观与系统论的基础是传统农学的“三才”理论

产生于西周时期的《易经》，既是周人的政治哲学，同样是中国古代最为经典的政治哲学专著之一。[[5]]《易经》以卜筮形式展开，却蕴藏着深邃的哲学思想[[6]]，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易经》蕴含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宇宙观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综合概括了“三才”思想，以及天、地、人各事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普遍联系，掌握事物之间的发展变化，揭示其规律和本质，并指导中国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易经》哲学思想的形成以及发展，深受中华农耕思想的影响。

《易经》虽有占筮，但并非仅有，也包含着合理的成分。《易经》是人类当时认识自然、认知自然的实践和生活经验的总结，是人类认识世界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任继愈先生认定《易经》，无论是“观物取象”、“万物交感”，还是“发展变化”的哲学思想[[7]]，都与《易经》的占筮原理有某种关联。

“三才”思想是以《易经》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三才”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所谓“三才”理论就是探讨天、地、人三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揭示了天地与生物（人）的普遍联系。其主要内容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一定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再生产必须适应自然再生产的要求，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人们的农业生产生活活动必须顺天应时，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三才”理论中，客观存在的自然要素是“天”和“地”，而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是“人”。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人”必须主动配合与协调客观存在的“天”和“地”等自然要素，在充分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易经》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告诫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要认真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这也是农业经济是否发展的重要前提。

《易经》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人”三者赫然其中，并彼此联系，揭示了天、地、人、自然共生的运动法则，破解宇宙自然奥秘。从日月交替运行规律出发，观测春夏秋冬时令节律变化，《易经》窥视了“天”的隐秘，发现了天体系统的运动规律。中国先民运用观日测天积累起来的知识，同时观察四季物候的变化，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和认识世界的法则。

《易经》的阴阳观产生于人们对生活观察和农业生产实践。所谓“阴阳”，就是事物的两面，即对立和统一。事物阴阳的划分，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相互对立的事物或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的一种认识方式，如：长短、高矮、奇偶等。《易经》称“一阴一阳谓之道”。“道”是指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易经》认为，阴阳变化是事物变化发展规律的内在动力。

中国先民通过观察天地、日月、寒暑与昼夜等自然现象，发现诸多自然事物均存在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即“万物负阴而抱阳”。中国先民在农耕实践中发现，向阳者易生，物多丰产，背阴者易衰，物多减产，因此有了“相其阴阳”的生产经验，奠定了认识天、地、人系统的辩证方法，宋陈旉《农书》载：“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实践和由此归纳提炼的传统农学思想的阴阳观为中国传统哲学有关事物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提供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一般认为，《易经》作为群经之首，是诸子必究的元典。其贯穿自然、社会的思想体系，阐明了天地万物生态平衡之象，以及与人的道德相互关系，表现出天行健的自然变化观、“与天地相参”而“厚德载物”的和谐思想，以及“生生不已”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从而也影响着后世儒家“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墨家“兼爱节用”的生态消费观念。

（二）中国传统农业“仁爱万物”奠基了儒家思想

实践智慧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主体和核心。儒家思想是在中国人的实践智慧中产生并建立的。也就是说，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特别强调儒家思想的实践意义，从实践中来，又返回实践。儒家思想非常注重突出人的实践智慧，强调修德修身，达到知行合一的最高境界。从中国古代社会来看，所谓实践智慧，是在农业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认知智慧。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农业生产生活实践。

1.儒家对传统农业的认识

儒家的道德使命是与天地共同完成万物生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理想。儒家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孔子认为“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强调“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生态平衡的前提是动植物生长成长需要时间，生物需要修养生息才能永续利用。孟子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发展儒家的“王道”，首先要发展农业生产，解决人民的衣食住等需求迫切的生活问题，要“制其田里”，给予人民养家糊口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荀子言：“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遵循自然规律，各种生命持续保存，永续发展。

2.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儒家思想的本原，将“天人合一”的思想纳入自己的主张。天、地、人是一个系统、一个和谐的整体。人与天、人与地，人与自然要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而尊重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才能“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畏天命”，才能尊重自然，控制自己私欲，以至不遭“天谴”；同样，发现、掌握、顺应客观自然规律，才能真正达到“知天命”。只有这样，人类可以掌握自然规律并加以利用，造福人类，才能真正“制天命而用之”。

儒家思想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继承和发展了《易经》的哲学思想，倡导的是“顺天应时”“天人合一”的理念。孔子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强调农业生产要遵循四时，要遵循农事活动本身的规律。荀子认为“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儒家思想认为天命难违、道德难沦、人命难逆，“天、地、人”是一个整体，不能违背，更不能撕裂，只有懂得自然时令的规律，才能五谷丰登，百姓才能富足。

儒家思想同样关注“天时合一”，恰逢其时，天时不违。《吕氏春秋·仲春纪》载：“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顺时、适时、按时农事，才能“天何言哉”，否则，劳而无获。儒家思想在强调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更加强调顺天应时的自然观，和生、和实是万物化生的基础，是万物遵循的根本规律。这就体现了儒家追求和谐统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理想。

3.儒家思想从“仁爱万物”升华到儒家哲学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学派，由孔子、孟子、荀子等论述并逐渐被后世丰富发展，代表中国人的传统核心价值。儒家从农业生产实践中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人与天地之间、天与时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到农业收成的好坏，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虽然儒家思想非常注重“人本”理念，更强调“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人”生存在万物之中，并没有游离万物之外。儒家的“仁爱”强调，从爱自己开始，到爱亲人、朋友，再到“泛爱万物”，很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整体观和自然观。从“泛爱万物”的思想中提炼升华出对“仁”的整体认识，形成了儒家独特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仁者爱人”和“为政以德”。其实，这二者是“人”与“仁”的关系，怎么爱人，怎么管理好人。

仁者爱人。儒家思想体系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仁”。“仁”是“爱”的前提，没有“仁”，“爱”就没有着落，没有依附。“仁爱万物”，说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孔子认为，“仁”即爱人，“仁爱”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关怀，是自然之爱。“农本”就是“民本”，“民本”就是“人本”，“人本”的具体体现就是“仁爱”，重视并关切农民的生命、农民的生存，就是要关注生命生存所需的各种物质基础、条件及手段，改进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才能真正达到“仁爱”之目的。

“为政以德”。注重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并以德化人育人，“节用而爱人”，残暴统治得一时，不能得一世。也就是说，在“人本”的框架下，来通盘考虑“君”与“臣”、“君”与“民”的关系，是一个系统中的两个个体或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用对立与统一的观点来适当处置。这种思想源于对“天人合一”充分认识。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很好地阐述了“为政以德”而国泰民安的理念。

儒家思想中“人”的整体观，最关键的是“人”，无论是“仁者爱人”，还是“为政以德”，关键点在“贵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最为天下贵也”，因此，民众只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得到保障后，才能“知礼节”、讲道德。

（三）中国传统农业圜道轮回理念支撑了道家思想

以老子、庄子等为代表而构建起来的道家思想，以道为思想体系的核心，追溯宇宙万物的本源，探究自然与人文社会的运行法则和规律。道家思想法则体现在：一是“道法自然”，强调事物发展要顺应自然、顺应规律；二是“为而不争”，体现处世之平和、宽容与自然；三是“清净为天下正”，安静修身修德，获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四是虚其心，虚心方能容人容物；五是“正言若反”的辩证思维，道家思想蕴含深厚哲理，以自然宇宙为研究对象，彰显出其独特的个性。[3]

1.道家对农业的认识

中国古代农业是一个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兼备的产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再生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再生产。道家通过对农业生产的认识，悟出了哲学道理，形成了道家学说。

道家对农业的直接论述不是很多，但对农业和自然的再思考和理论升华阐述得相对多一些。老子认为“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天下有道的时候，马可以被用于农业，反之，天下无道的时候，马可能被用于军事。庄子认为“昔余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本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不认真耕种、锄草，秋后就不会有好的收成；只有深耕熟耨，庄稼才能生长得好、生长得繁茂。道家关注动植物发育与生理的认知，其许多概念源于农业，而后升华。

道家对农业再生产的认识，主要体现在“道法自然”上，“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何况人乎？”这实际上反映道家对自然现象的一种认识。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结合体，一定是顺应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更好地诠释了种植业、养殖业作为自然再生产部门，一定充分发挥自然的作用，而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只起调节管理的作用而已，不过分夸大人的作用。

2.“道法自然”的农业生态伦理思想

道家的“天人合一”，是一种至高的生存理想和生存境界，强调人的自然性，并通过人的自我超越、实现，达到与自然本体的合一。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道家提出了“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原则，以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法则。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应顺从万物，无为不作。因为“无为”，万物滋生，繁衍昌盛。一旦有为，则“灾及草木，祸及止虫”，造成灾难，发生危机。

“道”是万物的本原，尊重客观世界是最高准则，“知常曰明”，人类真正智慧是积极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知止有得”，人类控制欲望，考虑自然界的承受能力，才能真正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世间万物与人相类似，有感情，有灵性，有生存权，有尊严，因此，人类一切事物的出发点是尊重自然。

3.道家从对农业的认识升华为道家哲学思想

传统农业的思想原理、理念智慧，孕育了道家的哲学思想。道家认为应该以自然为师，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和农业生产实践，发现农作物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周期性变化。这种周期性变化可以重复循环。老子认为，“治人事天，莫若啬（穑）”，治理人事奉行天道，应该效法稼穑治理，应该像农业一样遵从自然规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民多利器，国家滋乱。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更是这个道理。道家从农业生物和合共生、相生相克中悟出了“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的哲学道理。

“道”构成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这里的“道”有三层意思：即物质世界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万物存在的依据和规律。“道”还有一个常见的意义，那就是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

（四）传统农业“和”的理念催生墨家“兼爱非攻”思想

墨子认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是“和”，天地万物能够按照一定的规律运动，其必然的前提也是“和”。墨家主张，如果阴阳相和、四季顺遂，则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躲避疾病灾祸、甚至瘟疫凶饥。墨家一直强调对人的约束，劝说贵族节省节约，尊重四时变化，归避灾害。

1.墨家“和”的生态智慧

墨家“和”的生态智慧，主要体现在天、地、人“三才”的整体、和谐、平等的共生共存。墨家强调，顺从天志，是人与天、人与自然、各种主体之间要保持价值平衡的基本要求。这里，体现了墨家思想中天的客观价值和人的主体价值，还体现了“人”与“天”之间的共同价值。这种整体价值的导引，阐释了墨家思想“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的整体生态价值依据，也就是说，顺天之意，即是顺遂人心。这种“爱、义、利”的统一，是墨家生态智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墨家认为，“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时五谷熟，六畜遂，疾灾……凶饥则不至”，人和自然一切存在的原因都是本天地而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既受到“天时”的影响，也受到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因此，得出的结论是，顺从自然和天时而进行生产发展，自然资源就可以得到可持续利用，经济社会才能够健康发展。

2.墨家“和”的哲学思想

墨家“兼爱非攻”思想，关键在于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的方法和态度：既不否定“赖其力生者”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又要注重“兼相爱、交相利”而使利用和改造自然之物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以及保护生态的“以时兴利”。墨家这种“和”的特质，可以理解为求同存异之“和”与多样性统一之“和”，人、社会诸要素相互依存，和谐共生，达到“天上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民）也”。一切生命存在都是“天”整体中的部分，人本身也是自然整体的部分和“普通成员”，凸显了人与自然等交互主体间的平等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只有建立在无差别爱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真正的和谐，人民的正当权益才不会受到损害。

墨家思想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哲学流派之一。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爱”观，强调“兼相爱，交相利”，抵制“别相恶，交相贼”，主张平等、民主、兼爱，应该爱人助人，不能坑人害人。

（五）传统农业思想对五行学说的影响

五行学说认为，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存在着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8]]人们首先认识到这五种具体的物质，及其之间的相互滋生关系，随后，又不断深化发展出相克关系，并认为这种相生相克的模式属于万物内部及其不同事物之间矛盾利害关系的基本模式。

“五行”二字最早出于《尚书》，但最具代表性的诠释是隋代萧吉的《五行大义》：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之间存在着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的相克关系。五行相克之说在春秋时代已经颇为常见。在五行相克的关系中有“制约、规范，使功能实现”的意味。五行相克的起源也来自于对早期农业生产的观察：水克火是以水来防范和消除火灾的影响；火克金是对冶炼金属和制造金属工具的描述；金克木是对砍伐和采集作物的观察；木克土如前所说，表明了木制工具是最早的耕作器材，木制的耒耜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发挥了作用；土克水则是对早期水利工程的描述。[[9]]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同大自然的协同发展过程中，逐渐认识周围的自然事物、逐渐发现并掌握自然规律，并且利用所掌握的自然规律为人类自己服务。中华先民对“五行”的认识，首先起于对自然物的认识，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自然物认知经验。林德宏在《中国典籍精华丛书》中提到：“五行概念实际上来源于农业生产的五大要素：农作物—木，土壤、肥料－土，水－水，火－阳光，金－工具。五行相生相克。”[[10]]因此，五行学说，实际上就是围绕同农业息息相关的五大要素而产生的。

人类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在处理异常事件中肯定是有用的，而且在非常时期往往能够促进经验的系统化。“五行”作为分类体系，被用来规范农业生产要素的方方面面，如方位、季节、物候、时令、畜禽、谷、蔬果等，并按照其性质、功能相似或存在联系的法则，取象比类，将所有的要素分别纳入“五行”当中，揭示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存在正向促进及反向抑制的双向调节和动态平衡。

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解释自然界阴阳两种物质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理论根据及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哲学概念依据，体现了整体统一、相生相克、和谐圆满等思想。

三、汲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的现实意义

中华农耕文化孕育了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生、发展、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农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虽然中国传统哲学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历史局限，但其中的精华部分对当今农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一）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更加尊重自然、顺从自然。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和世间万物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现代农业农村要高质量发展，就一定要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大自然和客观事物，重视但不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将人与自然对立，更不能征服自然，过分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否则，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造成难以为继的危机。

（二）按客观规律办事。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是有其内在发展逻辑的，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运动。要想顺应自然并为我所用，那么一定要先认识世界，找寻客观世界和客观事物运行的规律，并在农业生产实践和社会发展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顺应四时变化，尊重万物消长，才能达到不失农时、不违农时，才能保护动植物等生物资源、永续可利用，才能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以时入山林”，“以时兴利”，“以时使民”，“节用而爱人”。任何违背客观规律的行为和做法，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生命共同体。人类生存与繁衍，不能以牺牲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代价，因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大自然的对立面。人类要发展，必须建立在天、地、人和谐共生的框架下来实现，积极赓续传统农业“三才”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树牢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意识，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相和谐的生命共同体。

[参考文献]

[1] 赵九洲,陈洁敏.浅探《周易》与中国古代农耕思想及其与现代化农业的相关性[J].中国农史，1994(01)：39-43+38. ↑

[2] 钟小明.论儒家思想对我国农耕文化的影响和作用[J].农业考古,2012(04):58-60. ↑

[3] 樊志民.道家学说与农耕文化[R].山东大学尼山国学大讲堂学术报告.2020.10.16. ↑

[4] 李纯仁.哲学的《易经》和《易经》的哲学[J].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3):17-20. ↑

[5] 李衡眉.简论《周易》的哲学思想体系[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2):10-15. ↑

[6]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7] 百度百科.五行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五行词/156697?fr=aladdin. ↑

[8] 赵洪武.论五行学说的技术性起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25(02):45-49. ↑

[9] 林德宏.中国典籍精华丛书第九卷:科技巨著[ 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33.

胡泽学，男，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农业史、农具史和农业文化。
付娟，女，中国农业博物馆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农业史。

该学术论文已发表在《农业考古》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