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2月25日16时,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正式挂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此前已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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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华视点

国家乡村振兴局首任局长也正式亮相

据其官网显示,王正谱在今年1月已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局长。他原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王正谱曾在原农业部工作多年,2010年作为中组部集中选派的66名干部之一,到辽宁交流任职,2018年调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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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国家乡村振兴局官网

早在2月1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在《求是》杂志发文首次亮相,也宣告着其已正式成立,此次挂牌意味着最终落地,乡村振兴的“大局”将更多铺开。

关于国家乡村振兴局,我们或还有不少疑问:为何设立、将是怎样的一个部门、有何特殊、将推动解决旅游业的哪些问题、对旅游从业者有什么影响、乡村旅游会有哪些新机会,等等,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从三大维度具体来看:

由何而来  要干什么?

公开信息显示,国家乡村振兴局由国务院扶贫办整体改组而来,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从目前透露的信息看,新机构的人员编制、内设机构及行政关系,与国务院扶贫办基本一致。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成为农业农村部代管的国家局,行政级别为副部级不变。

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于1986年5月16日,当时称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12月28日改用现名。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目前,除了首任局长外,还有两位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亮相,多个内设机构及负责人信息也被公开。包括原任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的夏更生、洪天云均已担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陆春生任国家乡村振兴局信息中心主任,左常升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开发指导司司长,杨炼任国家乡村振兴局考核评估司司长,苏国霞任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司长,陈洪波任国家乡村振兴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黄艳出任国家乡村振兴局规划财务司司长,侯永健任国家乡村振兴局规划财务司副司长。

不过,目前国家乡村振兴局的“三定”方案还未公布,对其具体的职能职责还难有很具体的了解,不过其工作大方向已较为清晰。

去年12月28-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这其实已给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走向,定了主调。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防止返贫,巩固扩大脱贫攻坚成果,并为乡村进入新一阶段的发展,打下一定基础等,将是国家乡村振兴局未来5年的重大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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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京报报道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表示,与脱贫攻坚相比,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间更长、范围更广、难度更大,必须采取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打赢这场持久战。这就需要有专门的部门进行工作协调、体系制定。以产业振兴为例,乡村振兴不仅是农业发展,还需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

在“长安街知事”报道中,北京师范大学扶贫研究院院长张琦表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无法一蹴而就。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成立,为这项战略提供了体制机制上的保障,有利于协调整合相关资源和力量,精准高效地贯彻实施相关重大决策部署。

张琦认为,相较于国务院扶贫办,国家乡村振兴局的工作职责至少有4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是地域范围扩大了。国务院扶贫办的工作对象主要是832个国家级贫困县,而国家乡村振兴局的工作对象则包括全国所有的乡村地区。

其次是目标群体扩大了。此前是围绕9899万贫困人口做工作,未来要面向乡村地区的全部人口。

再次是工作内容扩大了。以前主要是帮助建档立卡户实现脱贫,未来则要带领乡村地区致富奔小康,政策覆盖面大大扩展。

然后是从“脱贫”到“振兴”,让亿万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工作标准相应提高了

“复杂”的乡村振兴  带来哪些机会?

乡村振兴细分为五大振兴,分别是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彼此可单看,但更是一个长链条或一个振兴圈层中互为影响(制约或互促等)的各要素,其中产业振兴是其他四个振兴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其他四者和聚合四者的切入口。

而产业振兴也意味着对乡村的各个要素包括人口、文化、旅游资源、土地资源,以及与城市的相辅相成的元素打通、城乡关系再定位等,进行重组整合,形成一个可能的产业生态体。同时,与脱贫攻坚相比,乡村振兴的系统性、复杂度、所涉的广度与深度等,某方面还会超过前者,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预示着更多的市场元素参与作用的可能及必要,会给更多行业打开更大的市场空间。

而乡村旅游或乡村文旅自然成为可行抓手之一,这背后也对应着城市休闲度假旅游需求的外溢输出,以及文旅新消费等市场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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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伴文旅创始人朱胜萱此前在接受执惠专访时曾提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之一是乡村民宿,民宿的非标准、碎片化、在地属性,尊重自然环保,可以带动人才回归,一定会成为乡村展示和流量导入的前期窗口,“做乡村振兴,首先得打开‘门’或打开‘窗’,让大家看到这件事情,而民宿最容易成为‘窗户’。”

他还表示,虽然从行业上看乡村文旅和乡村振兴可能是两个赛道,但它们是永远不可能分开的,不过需要考虑客户需求和政府需求两重需求和两个使命。客户需求,包括满足城市居民的休闲度假、亲子教育等消费需求。政府需求要的是乡村文旅带动乡村区域的振兴,要解决基础设施问题,要提高农民就业,带动区域并产业发展,要创造乡村区域人们的幸福生活,两者需求不一样,却同时承载在一个行业或产品上。

我们再从三个重要文件来看:

一是今年1月公开征求意见的《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其中提到各级政府应当支持乡村旅游发展。在各级政府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旅游会是重要规划和动作之一;

二是早前公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其提出,“迫切需要重塑城乡关系”、“乡村的独特价值和多元功能将进一步得到发掘和拓展,同时应对好村庄空心化和农村老龄化、延续乡村文化血脉、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任务艰巨”等。而乡村旅游在促进城乡互动、乡村单向输出到城乡双向循环,以及保护延续乡村文化、为乡村的人员组成恢复和焕新形成新活力等方面,将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三是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其中提到,加强乡村文化旅游体育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文化旅游体育人才下乡服务,重点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倾斜。完善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等专业人才扶持政策,培养一批乡村文艺社团、创作团队、文化志愿者、非遗传承人和乡村旅游示范者。鼓励运动员、教练员、体育专业师生、体育科研人员参与乡村体育指导志愿服务。这对人才紧缺的乡村旅游来说,是积极信号,产业发展+政策扶持带来双向推动力。

能推动解决什么问题?

关于国家乡村振兴局以及乡村振兴下的乡村旅游发展,自然还要结合最近发布的一号文件来看,这个文件的核心即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在一号文件中,直接涉及文旅主要内容有:“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完善配套设施”、“加强农村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和村内主干道建设”、“根据乡村休闲观光等产业分散布局的实际需要,探索灵活多样的供地新方式”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最近撰文表示,对于文旅企业来说,要关注的主要是,今年一号文件中有哪些内容有助于解决以往限制、约束乡村旅游发展的问题。比如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对外交通的便利性问题,返乡旅游创业的政策支持问题,乡村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乡村旅游发展的金融支持和人才保障问题等。从此次文件看,这些方面都会有新动作,包括加强农村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和村内主干道建设,推动“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推动农村千兆光网、第五代移动通信(5G)、移动物联网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和美丽庭院示范创建活动以及家庭农场培育工作,如此等等,都很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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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一大核心制约因素是土地供给问题。

一号文件中提到:“完善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政策,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优先保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用地”、“根据乡村休闲观光等产业分散布局的实际需要,探索灵活多样的供地新方式”、“加强宅基地管理,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

对此,厉新建认为,这些内容对于乡村旅游项目落地,包括推动乡村民宿的稳定、持续、深化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乡村致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旅游,包括发展民宿,而前提就是宅基地政策的改革创新。乡村振兴的土地保障前提是土地能生财,如果不能生财,土地作为保障地、保命地的意义就不成立;如果宅基地不能创新突破,那就意味着宅基地不能增值,也就不能为乡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要素性收入创造条件。

上述一号文件内容的落地实施推进,自然也将是国家乡村振兴局的一大工作。

而关于乡村土地供给问题,农业农村部也有最新回应。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近日在接受新华网采访中,关于“乡村振兴的土地问题如何解决”等问题,其回复中提到(以下为部分内容):

我们要善于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遵循历史规律推进“三农”工作,凡是涉及农民基本权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必须看准了再改,保持历史耐心,在重大问题、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上绝不能跑弯走偏。所以,对农村土地问题,我们也不能简单算经济账,更不能当作一般的不动产来进行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今年和“十四五”时期,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将按照文件决策部署,谋划推动新一轮农村改革,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以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为重点,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有力的制度支撑。

一方面,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政策。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壮大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另一方面,稳慎推进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在做好确权登记颁证、完善管理制度等基础工作前提下,推动取得一批实质性试点成果,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

同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2021年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构建面向农业农村发展需求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

从这些内容中,大致可发现,乡村土地供给依然要遵从“红线”,既有的大政方针不会松动,但在一个框架里将会有更积极的改革探索行动措施,这是积极信号。

(部分信息综合自新华社、新华网、新京报、长安街知事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