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条大江汇流形成的中国三江平原,分布着中国最大的沼泽区,历史上一直因为排水不畅,导致农作物无法健康生长,因此被称为“北大荒”。今天,我们人尽皆知的“北大仓”是经历几代人艰苦的探索与实践换来的。这里面,除了有中国军民在东北三省艰苦奋斗、流血流汗的牺牲付出之外,科技手段的引进、学习、消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与日本就在三江平原上开始了改良农作环境的合作。截止到2005年,三江平原的灌溉面积增加了55%,粮食产量增加了3.3倍。

曾是“不毛之地”的三江平原

三江平原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条大江汇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与美国密西西比平原和乌克兰平原并称为世界三大黑土分布区。从1947年开始,数十万支边青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城市知青、退伍军人来到这片面积约1500万公顷的广阔平原开垦拓荒。然而,由于这片沼泽湿地排水不畅,作物生长受到阻碍,大量枯萎死亡,让垦荒人员感到十分头疼。对于着力推进粮食增产计划的中国来说,在三江平原种植谷物,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夯实农业基础一直是多年的夙愿。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我国邀请日本农业技术专家为三江平原的农业开发提供帮助。日本龟田乡土地改良区接下了这个任务。龟田乡土地改良区在新潟市的湿地地带龟田乡建设排水器、治理沟渠、整备耕地,成功实现了旱地化改造,将过去被称作“地图上看不到的湖泊”的这一地区,变成县内屈指可数的水稻产区。

因为专业技术和访华经历 成为考察团成员

1978年,三江平原农业开发项目正式启动。配合项目的启动,日本新潟县中日友好协会组织了一个三江平原农业基本建设考察团。协会从大学、研究机构和民间企业等方面物色了考察团成员。当时,总公司设在新潟市设立的北日本技术咨询公司(现在的Kitac)的老板中山辉也,作为水库地质的技术人员入选为考察团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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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质技术专家参加了考察团的中山辉也。

中山辉也,生于1937年,曾在日本新潟大学攻读地质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水库地质勘察工作。在以佐野为团长的12人中,42岁的中山最年轻。当年佐野对中山说的一句“一起去趟中国怎样?”,成为了他此后长期从事国际技术交流活动的机缘。

中山辉也被选中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曾有过访问中国的经历。1979年1月,中山所属的日本技术士会组织了首次技术交流,目的地就是中国。当时,前往中国还需要从香港中转,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边境管理极为严格。中山等人用了两周的时间,相继前往广州、上海和南京等地,考察了人民公社的灯泡工厂、自行车工厂和农业研究所等单位。当时他并不曾想到,第一次的访华经历,竟然会对后来参与三江平原项目产生积极影响。

任务开始

1979年8月,考察团飞往北京并计划在中国逗留两个月。到了北京后,他们坐软卧包厢火车历时17个小时到达哈尔滨,再坐10个小时的火车,从哈尔滨来到作为三江平原前线基地的佳木斯。在佳木斯,中日团队用了一周时间进行交流座谈。中方介绍关于三江平原的农业情况,日方人员则介绍相关的技术与应用。

在此之前,黑龙江的农科人员曾计划利用地下水作为灌溉水源,因而对日本生产的地下水探测仪器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作为水库地质勘察专家,中山就日本的地质分析工作以及与中国地质评估标准的匹配性等问题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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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技术人员研讨会,1979年9月,佳木斯(图片:中山辉也)

启程!奔赴三江平原

考察团一行在充分做好“预习”后,出发前往佳木斯。他们享受了礼宾的待遇,无论去哪儿,都有特警贴身保护。技术专家加上翻译、司机,共约6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大家分组乘坐按四驱吉普车驶向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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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团成员出发前往三江平原。1979年9月 佳木斯(图片:中山辉也)

三江平原广袤宽阔,远远超出了中山的想象。不过,当时很多路段泥泞不堪,有的路段由于冻土的效应,冰层不断累积加高,地面隆起近一米。每天要在这样崎岖的道路上连续行驶3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是四驱车也颠簸不堪,头经常会撞到车内顶棚或铁架子,搞得人人腰酸脖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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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平原农业开发基本建设考察团,一路乘坐北京吉普,每天行驶300公里以上。1979年9月  三江平原(图片:中山辉也)

那时,每到一处,考察团都受到了热情招待,但也遇到一点麻烦。被安排入住的宿舍里没有洗澡的地方。当地居民在室内体育馆里摆上铁桶,准备好临时澡堂,用扁担挑来热水。虽然在众人面前洗澡有些抵触,但毕竟浑身臭汗,也只能硬着头皮洗了澡。另外,需要跑到距离寝室几百米远的地方上厕所也很不方便。中山苦笑说:“当地老百姓给我准备了搪瓷洗脸盆当作马桶,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到最后也没有用。”

直面农村地区的艰苦现实

和中山结对工作的是一名中国水利地质技术人员。虽然语言不通,但相处时间长了,两人发现在古典音乐方面兴趣相投。在工作上,他们互相出主意,通过技术探讨加深交流。在此期间,中山调查了道路建设、灌溉和农作物栽种等情况,初步掌握了当地现状。在接触到农村地区实际情况的过程中,让中山印象深刻的是国营农场与人民公社的不同。国营农场建有烧结砖瓦住房,可以用自行车当作短距离交通工具;而人民公社却只有晒泥砖房,出门全靠一双腿。IMG_260

国营农场的孩子们。背后是烧结砖瓦住房。1979年9月 三江平原(图片:中山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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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的居民。他们住的是晒泥砖房。1979年9月 三江平原 (图片:中山辉也)

感受到佐野的满腔热情

考察团原定计划是待到十月,而佐野和中山之后还有其他安排,所以先行一步离开了三江平原。在返回新潟的漫长归途中,中山有幸听到了佐野的体验感想。中山回忆道:“本以为佐野先生会大吐苦水,结果他却说起了日本今后的理想状态,还有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一旦有点什么事儿,还是得靠邻国帮衬啊’。”中山还说,早在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以前,佐野就一直坚信两国关系会“解冻”,并为之不断努力,自己对他敬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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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漫长归途的佐野(中间)与中山(左)在火车上闲谈。1979年9月 黑龙江省(图片:中山辉也)

考察团结束任务回国两个月后的,时任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了中国。他强调,有必要进一步促进两国在各个层面的交流,并宣布作为国际协力事业团(现在的国际协力机构,JICA)实施的技术合作事业,将向三江平原开发项目投资7亿日元。过去一直在民间层面推进的三江平原项目,从此驶入了加速前进的快车道。

让三江平原项目入选ODA的决定性一招

日方考察团首次被派往三江平原的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为了让项目获得政府开发援助(ODA),佐野藤三郎向中方赠送了一批地质探测仪器。中山辉也等四名技术专家从日本带着设备来到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在尚未完工的桃山水库展开实地培训。此前中国的水库工程主要采用电法勘探方法,而这次使用弹性波勘探法,引起许多中国技术人员前来学习取经。两国技术人员白天紧锣密鼓地开展有关技术转移的技术操练,晚上围着饭桌一起吃饭,大家很快打成一片,工作进展顺利。起初被诟病为规划草率的桃山水库,至今仍在发挥着灌溉和治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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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技术转移进行实地培训的桃山水库挖掘工程现场。1980年7月 三江平原(图片:中山辉也)

同一时间,在日本国内,国际协力事业团(现在的国际协力机构,JICA)启动了三江平原农业开发综合项目的协商工作。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项目,光是黑龙江省宝清县龙头桥灌溉区,就有约13万公顷面积。1981年,“三江平原龙头桥典型地区农业开发计划”被确定为首个对华ODA项目。随后,日方启动了分析项目合理性的调查工作,中山数次前往中国,每次一待就是三个月以上,直至1984年调查结束。

努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确保工作顺利进行

1981年8月,JICA派出了一个由农林水产省技术官员带队的23人调查团。一行人住进了宝清县的一家招待所。负责水库选址和制作地质图的中山和搭档、翻译、司机四人一组。为了和大家建立良好的关系,中山有时也会请大家吃日本菜,他把国营农场分来的毛豆用盐水煮熟,或是给玉米刷上酱油烤得香喷喷的跟大家分享,大家其乐融融。但有时候双方的沟通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开会时的意见分歧和沟通联络不到位等。不同背景和价值观差异会产生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总体来说,中山的中方搭档比较善解人意,得以让他顺利完成了自己负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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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总有大群的牛虻围在身边,所以只能戴着防虫网开展工作。图片中间是中山辉也。1981年9月 三江平原(图片:中山辉也)

两国外交问题导致关系恶化

1982年3月,应JICA请求,中山前往宝清县,主持水库选址和地质勘探法的技术转移工作。由于此前已经来过多次,所以连本地商店的售货员都跟他很熟。然而就在这一年,中日关系出现起伏,合作项目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中山回忆说:“想起之前关系那么融洽,技术上也合作得亲密无间,就觉得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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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JICA请求前往水库坝址候选地考察的调查团(穿白色大衣者是中山辉也)。1982年4月 三江平原(图片:中山辉也)

持续紧张的“冷战”迎来融冰转机

5个月后的8月,为了整理撰写地质勘探的最终报告,中山又去了一趟三江平原。此时,之前中日两国间的问题得到了缓解。为了方便日方调查人员过夜,这次中方特意准备了带拖车的移动式板房,还专门从哈尔滨请了厨艺高超的厨师烹饪符合日本专家口味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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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住在拖车移动板房里的中山(左)。1982年8月 三江平原(图片:中山辉也)

在考察地,虽然纬度比日本高,但大陆性气候的夏天非常炎热。白天气温经常超过35度,而晚上又降温很明显。加上空气干燥,中山感冒了好几次。在那时,电冰箱还比较少见。冰块加上一些麦芽糖浆加酒精和碳酸气就制成的啤酒,晚饭时喝上几口,成为他在当地的一大乐趣。但因为常常停电,加上天气炎热,食物很快就会变质腐坏。终于有一天,中山吃坏了肚子,还发了烧。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完成了任务以后才回到宝清县的招待所。上门出诊的医生给他打了抗生素。不久后烧是退了,但腹泻始终止不住。“所有菜里都加了香菜之类的东西,生理上完全接受不了那个气味。现在算是能吃了,但那个时候真是痛苦啊。”他靠着从日本带来的碗装泡面,一天一顿,总算熬了过来。后来,中山又多次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完成了自己负责的有关ODA项目的所有专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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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封冻状态的龙头桥水库坝址候选地的下游地区。1982年4月 三江平原(图片:中山辉也)

敲定龙头桥水库建设费用约58亿日元贷款

1984年,三江平原项目评估调查顺利结束。但因种种原因,项目陷入了停滞。感到事态严重的佐野积极给黑龙江省政府做工作,并开始频繁出入日本大藏省(现在的财务省)和农林水产省疏通各种关系。1993年,中国向日本政府提交了《龙头桥项目准备阶段无偿援助申请书》。1994年12月,中日举行事务性高级别磋商,确定了日方将为龙头桥水库建设提供大约58亿日元贷款,为项目的推进赢得了重要支持。然而,就在同年3月,佐野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土地改良事业功勋人士表彰大会,获颁农林水产大臣奖以后突然病倒,不久便撒手人寰。他最终没能等来盼望了多年的好消息。

佐野离世后的1996年,日本对华开发援助实务磋商工作重新启动。作为贷款项目,正式确定了“黑龙江省三江平原龙头桥水库建设事业计划”。由此,龙头桥水库于1998年正式开工建设。2002年,控制流域面积达1730平方千米、总蓄水量达6.15亿立方米,黑龙江省水利建设史上首个利用外资修建的大型水库宣告建成。与水库建成前的1990年相比,2005年三江平原的灌溉面积增加了55%,粮食产量增加了3.3倍。机械化水平、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全都得到了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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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施工的龙头桥水库规划建设点。1999年2月 三江平原(图片:中山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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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后的龙头桥水库。2006年5月 三江平原(图片:中山辉也)

佐野作为两国的牵线人,中山作为地质领域的技术专家,分别在这个项目中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将这片湿地荒原变成了丰饶的大地。配合耕地整治工作的展开,岩手县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和北海道的育苗技师长期驻扎黑龙江省,手把手地指导当地农民种植具有较强耐寒性的日本稻米,这也成为粮食增产的一大关键。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帮助中国脱贫致富的项目,中山感到非常自豪。在ODA项目中,自1981年开始的四年里,共有51人参加过专家调查团,现在他们当中超过一半的人都已经离世。剩下的成员也大多年逾八旬,能够讲述当年以佐野为核心开展日中地方交流历史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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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蓄水功能的龙头桥水库。2018年 三江平原(图片:中山辉也)

民间层面的技术交流是一个小球

从中山第一次踏上三江平原的土地到2021年,已经过去了42个年头。参与项目之初,虽然两国已经实现邦交正常化,但身边还是有不少人不能善意地接受对华技术合作这种行为。因此,他曾被视作异类,甚至在生意场上遭到冷脸相待。身为社长,因为去中国而要长期离岗,这是当时中山本人最担心的问题。但他还是毅然决定了要参加这个项目,因为他想在广袤的大陆,挑战先人不曾尝试的事情。

他回忆说:“当时也有对中国赎罪的心情,就想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做点什么。我觉得不光是我,所有参与了项目的日本人都怀有同样的心情。在陌生的土地上开展工作并不轻松,但和佐野先生付出的千辛万苦相比,我的经历简直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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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ac株式会社董事长。1937年生于新潟县。新潟大学理学系毕业后,进入东京一家建筑业咨询公司工作。之后曾供职于新潟县政府,1973年创立北日本技术咨询公司(现在的Kitac),出任董事长。2017年起任现职。目前还兼任公益财团法人新潟县国际交流协会理事长、NPO法人新潟县对外科学技术交流协会理事长、公益社团法人日本技士会顾问等职。

中山现在同时担任着公益财团法人新潟县国际交流协会和NPO法人新潟县对外科学技术交流协会的理事长职务。在中日关系发生紧张的背景下,中山用两个足球来比喻,解释了在国家层面开展交流的问题。

他说:“如果并排摆放两个足球,它们中间无论如何都会出现很大的间隙。要想填补这个间隙,就需要一颗小球。地区之间、地方之间、民间的交流就是这样一种小球,发挥着填补国与国间隙的作用。但愿借助中日交流完成的这个项目,能够成为今后打造世界粮食基地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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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联合收割机在三江平原收割水稻。2020年10月15日(新华社/共同通信Images)

(撰文/片冈优佳 翻译/Dan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