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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会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幸福?

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绝对算是其中之一。蔬菜水果品类丰富,价格多年来基本稳定,幸福感便油然而生。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在2017年时,中国人的人均蔬菜消耗量就已经高居全球第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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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人均蔬菜消耗量地图。(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我国的人均GDP虽然才越过1万美元大关,但却达成了很多发达国家都无法达成的成就——国民蔬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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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韩人均蔬菜消耗量变化。(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这样的成绩,全都要归功于一项已经开展了30多年的公共工程——“菜篮子工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农民吃的蔬菜都是自己种的,自己吃不掉的部分才供应给邻近的城镇。农民种菜没有积极性,商业化很低,专业化更低,小城市勉强可以自给自足,中大型城市的农副产品则经常会出现短缺。

在南方,情况稍好,无非是“贵还是便宜”的问题;在北方,冬季寒冷,蔬菜产量少,问题就变成了“有得吃还是没得吃”。

怎么办呢?只有囤了。

人们会提前囤积一些便于保存的蔬菜,比如白菜、土豆、萝卜,作家汪曾祺就曾感叹过:“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在很多城市,老一辈居民至今都有囤白菜过冬的习惯,便是这一时代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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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积大白菜仍是不少居民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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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菜篮子工程”是怎么改变这一局面的呢?最关键的是两招。

第一招,规模化、专业化生产。

1987年,由农业部牵头,京、津、沪三大城市开始建设肉、禽、蛋、奶生产基地,获得成功,证明了规模化生产可以解决大型城市的农产品短缺问题。次年,在此基础上,农业部正式提出了“菜篮子工程”,在全国各地分批建设优质农产品基地。

规模化生产既能发挥地区的禀赋,又有利于专业化的形成和积累。

举个例子,北京市民吃的大葱,原先都来自于北京市郊一块块零散的田地,现在则大多来源于山东章丘——因为那里的土壤、气候条件更适合种大葱。在多年的种植后,章丘人民种大葱的水平也稳步提高,出产的大葱质量越来越好,得到了“葱王”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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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丘大葱的高度纪录超越了姚明的身高。

在山东、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像章丘这样的县区还有很多,比如世界西兰花种植量第一的江苏响水、供应了韩国90%泡菜的山东平度、年产蔬菜400万吨的山东寿光……

第二招,供应链建设。

“菜篮子工程”上马的前五年,全国建成了2000多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以及8万多个城乡集贸市场,但这只是把一个个节点建立起来了,还谈不上供应链网络。

产地的蔬菜批发商并不知道哪里有需求,消费地的蔬菜经销商也不知道哪里有多余的供给。打个比方,章丘的大葱丰收了,但是当地人不知道把大葱运到北京去卖能不能赚;北京很缺大葱,但当地批发商也不知道跑到千里之外的章丘去买大葱,会不会比到别处买更便宜。

于是,在1996年,农业部将各大“菜篮子”产品批发市场的价格信息联网,建成了中国农业信息网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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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信息网上的蔬菜均价趋势图。

1996年,电脑在中国还是个稀罕物件,腾讯、阿里巴巴、百度都还没有诞生,而我们的政府部门就已经高瞻远瞩地运用互联网工具来保障民生了。三十多年来,这一网站一直都在运营,维护着“菜篮子工程”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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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看起来也没什么难度嘛。

其实不然,菜篮子工程有几个重大难点,难住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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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美、日、韩、印蔬菜产量变化。(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第一,菜篮子虽然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非常重要,但对GDP的贡献却不明显。搞好了出不了多少彩,搞不好则会被骂,地方政府推动这项工作的积极性难以保证。

第二,菜篮子听起来亲民,但工程的复杂程度却并不低。蔬菜的育种、抗灾是农业问题,批发市场、零售网点的建设是城建规划管理问题,调控和保障蔬菜价格平稳是经济问题,让广大市民满意是公共关系问题。想要办好,对政府的综合能力是一项很大的考验。

第三,菜篮子工程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光是工作重心就转变过好几次。如何保证历届政府班子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又是一项考验。像美国那样前总统公布一个法案,新总统上任立刻废止,当然是做不成的。

我们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最重要的是思想建设。

每年两会,中央都会三令五申,重视农业问题;各地官员履新,走访视察菜市场也是必备工作。

实际上,这一点是老传统了。

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刚成立,就和旧经济势力打了“两白一黑”的战争,稳住了棉花、粮食和煤炭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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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白一黑”战争。

1985年,江泽民同志刚刚履新上海市长,第二天就去了菜场了解蔬菜的价格行情。

除了思想建设外,近些年我们还完成了制度建设:

2007年,“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开始实施。

2017年,《“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出台。

2021年3月,“考核实施办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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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实施细则》变化。

实事求是,采取正确的办法,用思想来指引目标,以制度来激励行动,并通过及时修正制度来完善细节,这就是我们的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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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承认的是,我们的“菜篮子工程”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比如,我们的蔬菜单位面积产量还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少蔬菜品种生产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水果在运输流通过程中的损耗率更是高达30%,远高于发达国家的8%。简单来说,我们虽然产出了很多蔬菜,但也用掉、甚至浪费掉了更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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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发达国家的食品物流水平对比。

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原有的“菜篮子工程”的供应链体系有点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步伐了。

农民将菜卖给产地的批发商,产地批发商再卖给销售地的经销商,然后再散给一个个摊贩,最后才到消费者手中。上下游牵涉太多的环节,而且,效率还不高,一个批发商可能只倒卖几种蔬菜,比如倒卖大葱的批发商就不收购西红柿,而我国的常用蔬菜有150多种,如此冗杂的供应链,能不浪费吗?

理论上,接下来的舞台很适合互联网企业发挥。它们有大数据、有技术,可以将蔬菜直接从田间地头送到消费者家门口,进而带动整套供应链体系的优化。可惜,不少入场的互联网企业只惦记流量,采取粗暴的补贴换市场模式,引发了很多争议。

“菜篮子”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非常值得财资雄厚的互联网企业深思,也同样值得所有“菜篮子工程”的参与者深思。

其实,在几捆白菜的问题上,也有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能让中国人吃得更好,同样会令人心潮澎湃。